事后，爷爷才知道，他俩盯着袁大头发愣的那一上午，军营里都在风传这样一句话：“那女尸吸完了马三炮的阳气，今晚就要有下一个人遭殃了。”最早是谁说的没人知道，反正越传越邪乎，到最后还说什么那女尸吸够九十九个男人的阳气，就能让太后老佛爷复活，复辟大清朝……”

营长见人心惶惶，更怕真的跟传的一样，赶忙向上打了个报告，要求换防到离日本人更近的安都镇，于是上头很爽快地答应了。

以后的日子，随着战事逐渐吃紧，爷爷他俩也没空来顾及这枚袁大头。到后来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他们的部队被多次收编，两人倒也没分开过，只不过离家越来越远，到最后，就算有心想搞个明白，却已身在南方。

那枚袁大头，也只能时不时取出来瞧瞧，然后换另一个人保管。

直到1949年的8月，爷爷他们随部队退到福州机场，在这里等去往台湾的飞机。虽然两人混了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分别从少尉升到了中尉和上尉。由于同僚官高一级，按照撤退计划，比爷爷早了两天飞去台湾。

八月中旬，爷爷连同数千官兵，还没等来接他们的飞机，却等到了解放军的大炮。

福州解放了，爷爷他们全成了俘虏。

当第一次爷爷讲到这里，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那枚袁大头在谁手里？

爷爷说在他那儿，我嚷着要看，爷爷却说他回老家后给了我舅爷，也就是奶奶的亲弟弟，过了半个世纪，恐怕早就没了。

那时幼小的我总免不了可惜连连。以为凭着自己的本事，有朝一日能够发现马三炮的“宝藏”，谁知道竟没有一面之缘。

但世事就是如此难料，这枚假的袁大头，竟能够历经沧桑，最后真的来到我的手上，但……

爷爷的故事讲完了，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我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爷爷是个怪人。那他怪在哪里呢？咱们接着说。

爷爷在被俘虏后不久，全国解放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对他们的处理原则非常宽大，有三条路可以走：一，留在福州当地，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二，附近还有一个俘虏安置城市——杭州，也可以去那里；三，回到原籍，想干什么都可以，只要别做破坏新中国的事情，还发给你路费。

爷爷早在几年前，还没打到南方的时候，已经抽空回老家结了婚，并且和奶奶生下大姑，他不习惯南方的天气，硬是扯着一家三口回到了老家，那个离当年他们驻扎过的地方不足百里的一座豫北小县城。

五几年，虽然已经解放了，但乡下的日子并不好过，爷爷常年在外当兵，还是国民党兵，家里分田分地时，压根就没他的份儿。

在老家熬了没两年，我们家就又拖家带口来到了省城。

爷爷找了份还不错的工作，一大家子慢慢稳定下来，从此离开了生活十几代人的老家。

改革开放后，慢慢地两岸可以互通书信，爷爷凭借他工作的便利，几经查找，竟联系上了已经在台湾扎根的那位黄姓同僚。

通了书信才知道，爷爷的这位同僚可谓是相当有经济头脑，到台湾后白手起家，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他们家的连锁小超市现在几乎已经覆盖了半个台湾岛。至于那枚袁大头和其中的秘密，同僚更是在信中明确提到：就算找到宝藏，他放弃自己那份，将之全部转赠爷爷，以此信为证。

每当爷爷看到这信，都会笑着说：“空头支票！”东西都没了，还上哪找去啊~！

1987年，那年我五岁，开始逐渐记事儿，也就是在那一年，爷爷的同僚在台湾病逝了，享年七十六岁。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每逢七月十五日，爷爷总会买上几个小菜，一瓶酒，两副碗筷，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一个人自斟自饮、自说自乐。

每当这时候，全家人都觉得他精神有些不对劲儿，可到了第二天又一切如常，起床，做饭，上街，聊天。

时间长了，大家也都习惯了。照奶奶的话说，爷爷其实清醒着呢，只不过是给自己找一个喝酒的理由罢了。（六几年爷爷生了一场大病，肠子截掉一半，医生不准他以后喝酒）。

后来我长大了，也慢慢明白了爷爷的心思。他这辈子，说白了关系最好的，就是那位姓黄的同僚，两个人，一个秘密，共同保守了半个世纪，该是怎样的艰辛和执着？

所以每逢七月十五，爷爷总要祭奠一下他这位一同工作了**年，解放后却天各一方的好朋友。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五年后，因为这一年，爷爷开始带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并且在之后的十年里，越来越糊涂。

直到前两年，有一天爷爷糊涂得夜里不睡觉，我整夜地守着他，老爷子坐在床沿，指着屋里的一角说道：“老黄，你终于来看我了，咱们有五十多年没见了吧？快来坐……”

虽然爷爷每次讲的故事听起来都很真，奶奶却总说他是胡编乱造，但我当时并不害怕，甚至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爷爷的确见到了他的老战友。

楔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