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保障与内部策反

曹操出兵荆、扬之前，先做了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建安十三年曹操借故杀害反曹派的旗帜孔融，吓唬住皇帝和大批反对者，然后为自己某得丞相一职。这样就更坚固了“动辄以朝廷为辞”的正统地位，难怪稍有动作，荆州刘琮请降，而东吴也是降声四起了。

建安十三年以前曹操就注重荆州内部的分化工作，刘表部下大多为亲曹派，蒯越、蔡瑁、韩嵩之类亲曹人士对刘琮决意投降起了很大作用。对东吴也是同样，与主降势力积极联络，计划发兵南下的同时，派出汉使刘隐与孙权党兄、豫章太守孙贲接触，给孙贲官职“征虏将军”。孙贲的女儿早先嫁给曹操儿子曹章，此时孙贲还想把儿子送到曹操那里做人质，在孙家老臣朱治的及时劝说下才作罢（见《吴书·宗室传》和《吴书·朱治传》）。

曹操还煽动丹杨（丹阳）郡的山越的大叛乱，可见《三国志》。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十三年，“是岁，使贺齐讨黟、歙，”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

《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建安）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

这些史料单个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而综合起来就见其端倪。这表明，建安十三年，丹杨山越渠帅费栈叛应曹操，并煽动支党金奇、毛甘起事于歙县，陈仆、祖山起事于黟县。为此孙权派出陆逊、贺齐等讨伐。

综上可知，曹操发兵南下，政治上准备充分，战略上策划周密、东西呼应，实力占绝对优势，还充分调动敌方主降力量。赤壁之战失败的结果不能否认曹操战略谋划的老道高明，曹操取得荆州后继续东下扬州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是积极正确的。曹操可能有些骄傲情绪，但决不会骄傲轻敌导致错误的决策。正如裴松之说：“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

●周瑜的非常规冒险决策

实际上，相比曹操，更“冒行兵家大患”的恐怕是周瑜。

兵力上，周瑜向孙权要五万，但孙权不肯给，理由是“五万兵难卒合”。孙权还很感人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而这三万人也是个虚数，《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周瑜、程普“各领万人”，可见总兵力仅两万余。这“各领万人”，不是指周瑜、程普各自的私兵部曲各万人，而是两人各已辖领的全部兵力。

大将拥兵在外，孙权难免不放心。明知程普不服周瑜年少而位居其上，却要令程普与周瑜共领兵，玩的是平衡。两帅不和，很可能导致将领分成派系。可以推测，韩当、黄盖与程普都是孙坚旧将，他们很可能听从程普，为“老将派”，凌统和甘宁有家仇，可能也加入本派。而周瑜可能与吕蒙、吕范、周泰、甘宁为“少壮派”。因为吕范、周泰与周瑜同为孙策时期事吴的将领，吕蒙当时也是孙策武士，后被孙策提供携领兵。甘宁此时从荆州投奔东吴只有几个月，并且是“周瑜、吕蒙皆共荐达”。

好在周瑜、程普都忠心耿耿，知道主上虽然耍点小心眼但还是拿自己当生死不逆之臣。加上周瑜折节容下，程普自相亲敬，也没出大乱子。

而作为友军的刘备，也是兵力少的可怜。而刘备的兵力，诸葛亮对孙权说，“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有很大水份。

刘备在长坂，“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而关羽领水军由汉水南下，在汉津与刘备会合。关羽南下过程中，曾在寻口被乐进、文聘追击（见《文聘传》），其剩余人众能有多少？加上失散战士又找到夏口来，也绝不会达到以万来计的数字。

而联盟之中，双方都是既想利用对方，又想在联盟中为自己捞利益，同时又都不得不做出些让步。刘备派出诸葛亮向孙权求援时，就事先和孙权打招呼要三分天下，“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引注《江表传》记载，刘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刘备并不诚心与周瑜联兵抗曹，随时做好退逃的准备。

吴军不足三万，刘备、刘琦军不足两万，临当数倍曹军。兵少主疑，两帅不和。后方主降人士与曹操联结，山越为乱。长江与曹操共之，非可守之险，曹操已得荆州水师，舟楫不弱于东吴。此四数之者，皆用兵大患，而瑜皆冒行之。

这种众寡悬殊、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东吴绝大多数人主张迎降曹操，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吴主传》中有“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鲁肃传》中有“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可见主降的是“诸将”，是众人，绝非《三国演义》中所说的“文主降吴主战。”

周瑜、鲁肃这样野心大的人，力主迎战，史称“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周瑜能言巧辩，战前之议，“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浩气冲宵，先从道义上感染孙权，而后历数曹操用兵之患，用事理说服孙权。但这不能改变东吴更加不利的实事。

不仅如此，周瑜的信心也是亘古未有，刘备嫌周瑜兵少，周瑜却说“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这种信心，如《孙子》所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如果人人已见可胜之理，则此战已失可胜之机。众人眼里看到的是必败，鲁肃为了孙权利益主张一拼，而周瑜却看到别人看不出的必胜。苏洵《几策》中也说：“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周瑜主战之谋，看似以身犯险，却正是这“宏远深切之谋”。

其实，战争做为一种破坏性活动，必以破坏性、偏离性见长。《孙子》云“兵者诡道”，违犯常规就是用是用兵的规律。周瑜在用兵风格上很象曹操，同样是敢于冒险、迅速决断并积极行动，争取最大的利益。甚至在细节作风上，两人都有相似处，比如曹操火奔袭乌巢和周瑜救夷陵，都是放弃主营而亲自领兵执行重要任务的大冒险。也都擅长攻击敌人的弱点、必败之外，“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孙子》）

不知道江东后起之秀与自己惊人的相似，可能是曹操的一大失误。

而孙权联军最后的施火，看似天机时为人谋。

天侯与诈降，二者缺一不可。对黄盖的诈降，以曹操的机谋是不可能完全上当，只有趁着曹操将信将疑的时候，将觉察未觉察的时候，利用这点间隙发动突袭。周瑜的选择十分冒险。曹操发兵东下，也是很冒险的，但周瑜力主抗曹更为冒险，因为曹操有退路，而周瑜没有退路。

周瑜采取积极大胆的攻势战略，犯兵家大忌，无可凭之险，暴师与长江上，挑战看似不可战胜的曹操。并且任之于势，因势利导，使敌军的优势完全不能发挥，出奇胜利，迅捷无常，难怪孙权说评价周瑜“胆略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