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少卿回到宿舍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她向麦肯中校挥手告别时，只觉得全身都很僵硬，仿佛身体里被人插进一根木桩。

这个时候，她的宿舍里极其寂静。灯光照射不到的阴影里似有不见的物体在颤动，窗外的风无声地撩动着窗帘。

左少卿一只手插在手包里，紧握着枪柄。她的超级感官如雷达一般扫过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两分钟后，她的神经渐渐地松驰下来。她相信，她的房间里至少现在，没有潜伏的杀手。

她脱下外衣，在灯光下仔细地检查。它雪白的面料上或许有些灰尘，但没有血迹，这让她松了一口气。她把衣服和已经掏空的手包放进纸盒子里。她想，也许应该把衣服送到洗衣店里洗一洗，再还给麦肯中校。

她走进小小的卫生间。她相信自己在最紧张的时候一定出了许多汗，只是她没有察觉到罢了。现在，她感觉到身体的粘腻和疲惫。

她脱去内衣，裸身站在明亮的镜子前。大腿上的匕首让她触目惊心，脚髁上的枪更有异常的沉重感。

她摘下枪和匕首，放在身边的架子上。她打开淋浴。当热水终于从头上浇下来的时候，她才感到全身的肌肉如水泥般的僵硬和疼痛。脑中和骨缝里，都是难以排除的寒意。

她竟然是刺杀目标。但她想不出来这是为什么。恐惧和疑虑如风一般在她心里盘旋着，呼啸着。她用长长的浴巾擦洗着身体，白皙的肌肤逐渐透出汾红色。半个小时后，她才感觉好了一点。

她用毛巾擦干身体。第一件事就是将瓦尔特手枪扎在脚髁上，将匕首扎在大腿上。在经过了这样一个夜晚后，她更不敢须臾离开这两样东西。

她用浴巾裹住身体，出了卫生间。

她在床上躺下时，开始仔细梳理今天发生的事。

那个躺在垃圾桶里的男人究竟来自何方？只有知道这一点，她才能知道危险来于何方。她隐约感觉到，他似乎是从台湾来。他说：“我没错，就是这里。”他说的是中国话，似乎有一点台湾口音。

老天！那就是叶公瑾要对她下手了！

想到这里，许多往事都像水一样流进她的思绪里。

一九五六年的夏末，是叶公瑾和左少卿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几乎是同时听到风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毛人凤病了，似乎病得还很重。

而在此之前，叶公瑾和左少卿是两个被毛人凤打压、并闲置的人。

他们乘坐于志道的运输机回到台北。没有多久，就被剥夺军衔和职务，被关进简陋潮湿的守所里，接受严厉的审查。罪名是，抛弃队伍、擅离职守，违背军令。

他们都感到前途无望。毛局长要处理他们，甚至枪毙他们，都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幸亏幸亏，在国防部情报局之上，甚至在国防部之上，还有一个经国先生记着他们，并且关照他们。这不是因为经国先生大慈大悲，只是因为他对毛人凤恨之入骨。毛人凤想做的事，一定是他最不想做的事。毛局长几经挣拧，终于挣不过经国先生身后的蒋总统。

半年后，叶公瑾和左少卿被放出守所。叶公瑾得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的闲职，而左少卿则得到一个国防部情报局下属的情报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但是，他们除了各有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之外，没有任何工作。

他们是同病相怜的两个人。他们没事的时候总是呆在一起。但他们呆在一起却不是因为同病相怜。叶公瑾关心的是藏在左少卿手里的录音，那个录音是梅斯与叶公瑾在国际联欢社的一次谈话。而左少卿关心的，则是她妹妹右少卿的下落。

他们之间常有一句永远得不到回答的询问，“少卿，你把录音藏在哪里？”“公瑾，我妹在哪里？”然后就是互不信任的长时间的互相盯视。

他们的境遇让他们惺惺相惜，彼此同情，让他们相互之间的称呼都改了。但他们心中的疑问，又让他们互相保持着警惕。

这样的日子很难熬。叶公瑾失去了他的所有权力。而左少卿除了惦记她的妹妹外，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她的敏感，她相信国防部里，甚至情报局里还有自己的同志。但她不敢和任何人联系，担心会给他们带去灾难。这种与组织断了联系的孤独，仿佛眼睁睁地着时间之鼠，一点一点地啃食着她的心脏。她却束手无策。

在这段时间里，叶公瑾却做了一件左少卿没有想到的事，学京胡。

叶公瑾有少将军衔，在台北郊区的眷村里分到一套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旧房子，里外两间，还有少量的家具。房子里有厨房和卫生间。

左少卿就比较惨了，只分到一间“克难房”。所谓“克难房”就是“克服困难临时住房”的意思。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官兵有上百万人，甚至拖家带口，需要大量的住房。台北所有可以出租的房子都被军官们租完了。要想在眷村里得到一间“克难”房，也需要有特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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