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在雅阁之中望去，越越觉得此人绝不应该是无名之辈，正在心中猜测之时，萍儿已然回来。

李曜忙问道：“可知此是何人？”

萍儿笑道：“此乃榆次县令李袭吉是也。此人乃是洛阳人，其父李图，曾为洛阳令，乃玄宗朝左相李林甫之后。李袭吉曾中进士，后值丧乱，出奔河中，再后因访友而来河东，入帅府为府掾，不久后，李并帅表其为榆次县令，至今在任。”

李曜眼前一亮，竟然是李袭吉！史书上说李袭吉文章极好，但却淡泊名利，如今日之状来，只怕是真的。

李袭吉文章好，李曜是知道的，因为当初他读本朝太祖的某些八卦文，知道太祖当年曾叫姚-文-元读《五代史·李袭吉传》，所以他闲着没事也去读了。李袭吉的文章，举一例便可说明：天复年间，李克用议欲修好于梁，命袭吉为书以贻朱温，书曰：

“一别清德，十有余年，失意杯盘，争锋剑戟。山长水阔，难追二国之欢；雁逝鱼沉，久绝八行之赐。比者仆与公实联宗姓，原忝恩行，投分深情，将期栖托，论交马上，荐美朝端，倾向仁贤，未省疏阙。岂谓运由奇特，谤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幕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狂药致其失欢，陈事止于堪笑。今则皆登贵位，尽及中年，蘧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劳用壮。今公贵先列辟，名过古人。合纵连衡，本务家邦之计；拓地守境，要存子孙之基。文王贵奔走之交，仲尼谭损益之友，仆顾惭虚薄，旧忝眷私，一言许心，万死不悔，壮怀忠力，犹胜他人，盟于三光，愿赴汤火。公又何必终年立敌，恳意相窥，徇一时之襟灵，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众，明日下其危墙，弊师无遗镞之忧，邻壤抱剥床之痛。又虑悠悠之党，妄渎听闻，见仆韬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误致窥觎。

且仆自壮岁已前，业经陷敌，以杀戮为东作，号兼并为永谋。及其首陟师坛，躬被公兖，天子命我为群后，明公许我以下交，所以敛迹爱人，蓄兵务德，收燕蓟则还其故将，入蒲坂而不负前言。况五载休兵，三边校士，铁骑犀甲，云屯谷量。马邑儿童，皆为锐将；鹫峰宫阙，咸作京坻。问年犹少于仁明，语地幸依于险阻，有何觇睹，便误英聪。

况仆临戎握兵，粗有操断，屈伸进退，久贮心期。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长驱席卷，反首提戈。但虑隳突中原，为公后患，四海群谤，尽归仁明，终不能见仆一夫，得仆一马。锐师傥失，则难整齐，请防后艰，愿存前好。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文靖求始毕之众，元海征五部之师，宽言虚词，犹或得志。今仆散积财而募勇辈，辇宝货以诱义戎，征其密亲，啗以美利，控弦跨马，宁有数乎！但缘荷位天朝，恻心疲瘵，峨峨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识鄙怀，洞回英鉴，论交释憾，虑祸革心，不听浮谭，以伤霸业。夫《易》惟忌满，道贵持盈，傥恃勇以丧师，如擎盘而失水，为蛇刻鹤，幸赐徊翔。

仆少负褊心，天与直气，间谋诡论，誓不为之。唯将药石之谭，愿托金兰之分。傥愚衷未豁，彼抱犹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穷九流之辩，遣回肝膈，如俟河清。今者执简吐诚，愿垂保鉴。

仆自眷私睽隔，翰墨往来，或有鄙词，稍侵英听，亦承嘉论，每赐骂言。叙欢既罢于寻戈，焚谤幸蠲其载笔，穷因尚口，乐贵和心，愿祛沉阏之嫌，以复埙篪之好。今者卜于嚬分，不欲因人，专遣使乎，直诣铃阁。古者兵交两地，使在其间，致命受辞，幸存前志。昔贤贵于投分，义士难于屈雠，若非仰恋恩私，安可轻露肝膈，凄凄丹愫，炳炳血情，临纸向风，千万难述。”

朱温罢书信，对敬翔等人说道：“李克用兵败乞和，望喘余息，犹气吞宇宙，还说什么‘马邑儿童，皆为锐将’‘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尔等回信，狠狠替孤骂他一通！”

敬翔等人自然遵命，写了封回信，但无论如何没有李袭吉的文笔和气势。朱温了，也只得叹道：“李克用现在就剩这么点地盘了，居然还有这样的才智之士！如果说已孤王的智谋筹算，再能得李袭吉这样的笔才，那才是如虎添翼啊。”身为朱温第一谋士的敬翔，以及一干谋臣纷纷自愧弗如，因此李袭吉文名更盛。

至于淡泊名利，却是李曜这一瞬间的明了。李袭吉方才仅仅凭那几句半不搭调的话，便能将盖寓、李克用的心思全部猜得清清楚楚，可见他的政治智慧绝对不差。但历史上他的施政建议并不多，只是有一次，李克用势力大弱，不得已开始“整顿内务”的时候，他曾经建议说：“希望大王尊崇德礼，爱护部下与百姓，尽量节俭以减轻百姓负担，外边坚守以保境安民，同时练兵整顿军队，鼓励农业生产。自古以来都是平乱时期用武将，治国安邦用文臣。稳定赋税，规范法令，赏罚分明，那部下就没有强横之人乱政乱军；亲近正直人，那众人便不再担心被人诽谤诬陷。如此实施清明之政，则不求富而国家自然富足，不求安而国家自然平安。”

除此之外，李袭吉似乎便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了。

但刚才的那一幕让李曜发现，李袭吉绝不是想不出建设性意见，而是肯定出于某种心态而故意不吭声。

什么心态，李曜此时难得去想，他想的是，这个人才，有必要挖到！

此人不仅是文士，还是能吏，这是在五代最为缺少的一类人才，不可不要。

须知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为特征的“衣冠之士”，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此时还算唐末，衣冠之士还有一定地位，再过十年，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就会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干才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因此，李袭吉这样有出身，又有能力的人才，是李曜认为绝对不可错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