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去进修，宋柔非常支持，吴为到了大学，那里的学习环境要比银行学校优越得多，使他更加执著的刻苦钻研，不想按照学校安排的进修科目去听课，也不想参加考试，由着自己的性子想听什么课就听什么课，愿意独自坐在大学的阅览室里翻阅资料，到图书馆借阅书籍，在许多借阅卡上都是他第一个签名，主动和老师接触请教问题，与善于思考的同学交流观点。他提出的一些新颖的观点很快得到老师、同学的认可，他的勤奋学习精神也得到公认，有些老师在课堂上对他们的学生讲，你们的学习劲头还不如人家进修代培生。吴为写的有关货币理论方面的论文也在金融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校和上级行看到了引起很大反响。他把学业上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随时写信向宋柔通报，她知道了也格外高兴，告诉他不要惦记自己，她和三哥一家很合得来。吴为感到惟一的遗憾就是与宋柔的新婚生活时间太短，他非常渴望寒暑假回去与宋柔相聚，宋柔说道，久别赛过新婚。单纯的进修生活进一步强化了他执著求道的倾向，尤其是有了宋柔的陪伴呵护里里外外地一张罗，极大地缓解了执著求道的那种紧张，他更加有意地封闭起自己，置其他事务于不顾，渐渐入了道使他实现了执著求道向执著为道的转变，他觉得已经为自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术之道，所谓学术

之道就是读书讲课写文章，甘于清静，剩下的问题就是坚持。

吴为进修生活结束回到学校，被安排到方光是主任的教研室讲货币课。一天，方光坐在他的办公桌旁翻阅着货币方面的教科书，看着吴为突然问道，什么是货币？吴为正在看着书，边看边做着笔记，想也没想顺口做了回答。方光又翻了翻，问货币流通规律是什么？他信口又做出回答。方光又随口问了几个问题，吴为是随问随答，应答自如，这才使他意识到，人家是在测试他呢。方光习惯地眯着眼睛瞅了瞅他，心里暗服，这小子的确学习好，真挺尿性，然后起身出去了。不一会儿，教务科的文芳过来了，随便坐下来闲唠了几句，然后对吴为道，我正式通知你，我们研究了，你就不用试讲了，到时直接上讲

台。

在学术道路上他的自信越来越强。他对问题理解的深，讲起课来

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而且他凭着自己的超群记忆力讲课从来不带任何东西便走上讲台。这一手就超越了所有的同行也很容易赢得学生们的敬佩。讲货币课的入门功夫就是能把一只羊=两把斧子讲深讲透讲明白，他的讲解别具一格，他讲道，斧子在这里不是当砍柴用的工具，而是当做表现羊价值的材料，你就不能总想它是斧子想斧子那些用途了，这就是抽象思维，思考它作为价值表现材料的属性，别的属性你就别去想了。他更是把自己研究思考的东西揉进去，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教学内容。没想到他这么一讲，渐渐听到了议论反映，说他在课堂上讲英国的凯恩斯理论，美国的弗里德曼主张，说他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的东西，瞎讲乱讲要出问题。他却说这些理论没有阶级属性，如同枪炮一样谁都可以利用，他们能用的好，我们看着合适也可以拿过来用，都什么时代了，还戴着有色眼睛看人看事，这不误人误事么，就象抗日战争时我们缴获日本鬼子的山炮歪把子三八大盖，难道你能因为日本鬼子用过就拒绝用它来武装自己么，凡事不能绝对了，那样吃亏的是自己，现在的我们不能再愚蠢地象四人帮那样，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叫洋奴主义、崇洋媚外。他依然固我地讲着。写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发表的层次越来越高，他的成长性开始显露出来。学生评价他讲的课有深度。他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渐渐产生了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感觉，完全合乎自己的性情，他对别人讲道，讲课怎么讲完全可以自己掌握，写文章去发表用不着经过谁签字批准。他喜欢的就是这种自由。

吴为用了几年时间肯于花力气熬心血去研究货币问题。他过去的

同学和现在的同事听他课的学生都说他抽象思维能力特别强，听他说的话看他写的东西不知是什么意思。正赶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难点集中到纸币代表什么的问题，是代表黄金还是代表商品或者代表别的什么。有一天他坐在那里思考猛然间悟出人民币代表多少价值存在一个界限，马上又进一步推论这个界限是从人民币的职能中产生的，就叫职能界限。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兴奋和喜悦，好像是大脑中某个兴奋的神经中枢被开发出来了，这个发现给他带来兴奋喜悦的感觉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思索带来的发现竟然会给自己带来这样的体验，他也就越渴望通过继续思索产生新的发现，使自己重新获得这样的体验，想象一定还会有比这样的体验更加强烈的体验出现在自己脑海里。他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发现与他刚到行署银行上班发现的那个储源概念可不是一个量级的，是在研究难度非常大的货币理论领域中产生的，不管人们怎么看，是否承认，他自己被这样的发现感染着激动着兴奋着喜悦着鼓舞着激励着，使他获得了内在的强烈推动。他想这个问题看上去简单，但毕竟没有看到谁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