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44年的时候，美国驻华公使顾盛就派遣广州麦克维克洋行的老板费新登担任上海领事，但是费新登当时生意繁忙，应酬繁多，就迟迟未去上任，使得美国在上海一直没有领事。

后来，美国在上海的一家公司旗昌洋行的高级经理叫吴利国的，就给顾盛写信，建议顾盛让他担任上海领事，以便“照顾他自己的生意和保卫美国的利益”。

不久，吴利国就接到顾盛的任命，成为美国在上海的代理领事。

值得一提的是，旗昌洋行是最早在中国经营生丝的洋行之一，早先是由七名美国人共同创立，后来还拉进一位中国商人做股东。

这位商人叫吴健彰，通过旗昌洋行赚了大钱，然后花四十二万两银子捐了一个道台的虚衔，然后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在数年后竟由虚衔转为实职，成为真正的上海道台，在上海滩还有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都留下了不得不重视的足迹。

当然，现在还是1846年，李仙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结合李仙在上海获得的情报，就不难对这四位领事有比较准确的判断。

那就是，这四位要么被本国的上层所孤立，要么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接近上层的业余外交人员，在政界和军界的影响力几乎为零，甚至在商界的影响力也很值得怀疑。

所以，这样四名外交人员拜访李仙，李仙的态度就可想而知。

璞鼎查风度翩翩地祝贺李仙占领杭州，并对中国革命势力的不断胜利表达出一片赞美之言，李仙也客气地接受了。

然后，璞鼎查就开始提出各种要求，如希望允许外国人进入杭州贸易，放开对鸦片贸易的限制，降低关税，放松对部分商品的管制等，要求得非常细致，而且也比较贴合实际。

关于外国人进入杭州贸易，李仙大手一挥答应了，表示只要是在华夏军治理的地方，对外国人的走动不会加以限制，允许自由旅行。

但是，考虑到华夏军还在跟清廷打仗，李仙表示恐怕无法分出太多人力专门保护外国人的安全，也就是说外国人的安全得他们自己负责。

至于外国人在杭州或其他地区购买土地和置办产业，李仙表示会在近期出台外国人经商管理方法，进行管理，总的来说至少不会像清朝那样完全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害得大家只能去租赁土地，最后弄出一堆租界出来。

总的来讲，华夏军对外国人的限制不是很严格，与清廷相比算是宽松多了。

以清廷而言，在鸦片战争前只允许外国人在广州的指定区域居住，决不允许到指定区域以外的地方去，就是在鸦片战争后被打得很惨，依然在上海土地章程中规定，外国人可以离开租界走动，但不得到达一天之内不能往返的地区以外。

而且，清廷是根本上不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和房子的，只允许租赁土地，这也是租界的由来，外国人在租界其实只能获得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的租地权限，而不能永久购买。

如此看来，华夏军对外国人就开放得多了，而且对其经商也没有多少限制，甚至还有鼓励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