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是义愤填膺，但朱厚熜还是压抑住满腔的怒火，问：“既然如此，俞将军为何来到京师？”

“实不相瞒，咱家虽闲居在家，报效家国之心未已，闻知广东左布政使朱纨朱大人通晓军事，便求到朱大人门下。朱大人不以咱家粗鄙，给在京中兵部任职的同年作书，由咱家到京里来找门子谋起复。”

“哦，可有结果？”

“唉！”俞大猷长叹一声：“虽有朱大人书信，象咱家这样一无显赫出身二无权贵引荐之人，红口白牙就想要个缺，兵部那些司官老爷能轻易许了咱家么？莫说是应允咱家，便是请他们赏脸吃顿酒，这都过了一个时辰，武选司连个六品主事也不肯来……”

朱厚熜根本不相信自己手下还能有“拒腐蚀永不沾”的好干部，忙问：“这又是为何？”

俞大猷早已认定朱厚熜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富家公子，便耐着性子跟他解释说：“去岁年末九边督帅例行进京述职，新正刚过，武选司便要循例依平日考功，对九镇并全国卫所各级武职诠选调配，各省都指挥使与各卫所守备纷纷托人说项争相宴请，武选司那帮司官老爷们忙得脚不沾地也应付不过来，怎有余暇来赴咱家这等微末小校之筵席？”

看着主子越来越阴沉的脸，黄锦生怕这个牢骚满腹的俞大猷再说出什么犯忌讳的话惹主子生气，忙说：“俞将军也不必如此颓丧，今上圣明天纵，朝廷政清人和，也不致使明珠蒙尘，累及将军报国无门。”

其实不用他提醒，俞大猷也不会多说什么。谁不知道东厂和锦衣卫在京城各处，尤其是各大茶楼酒肆撒下了众多番子，查究官吏百姓的言行，动辄就以“妄议国事，诽谤朝廷”的罪名将人缉捕下狱，在这种严密的特务统治下，谁能那样不长眼色的说些不该说的话呢？！

见俞大猷闷头吃酒，朱厚熜问：“俞将军，你所说的朱大人又是何人？可与你是乡谊？”

“朱大人名讳单字一个纨，正德十六年（1521年）两榜进士，为官二十年来历任景州知府、南京刑部员外郎，刚从四川兵备副使任上调到广东任左布政，他是苏州人士，与咱家并无乡谊。”

科甲正途出身的文官最看不起武人，朱纨与俞大猷又无乡谊，能主动为他写信给自己的同年举荐俞大猷，可见他肯定是感念俞大猷的才华，朱厚熜心里暗自记下了这个慧眼识英雄的朱纨的名字。

“在下还有一问，还请俞将军恕罪，”朱厚熜说：“若是此次谋不到缺，俞将军又做何打算？”

“唉！”俞大猷长叹一声：“若是还不能如愿，咱家也只好回去了。”

朱厚熜说：“在下听说南京兵部右侍郎张经张大人也是福建人氏，他正管着江南军务，俞将军为何不去他那里寻个缺？”

封建官场最重乡谊，一说是同乡立刻就亲近几分，朝中先达也无一不以提携同乡后进为己任，这一点在党争尤甚于前朝的明代尤为突出，各省只要出了一个内阁大学士或是六部九卿这样的高官显贵，立刻就能在身边聚拢起一大帮的小同乡，形成诸如浙党、闽党之类的政治集团，引为朋党，互为声援，大小有事也好互相有个照应，在跌宕起伏、波诡云诿的朝局风波之中地位也牢固上几分。这固然是封建官场的一大特色，明朝动辄行起大狱，朝臣时刻都有朝不保夕之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前年咱家就找过张大人，张大人也曾有意要起用咱家，却被南京都察院的御史老爷攻讦为援引同乡，令张大人很是为难，”俞大猷叹了口气说：“张大人为官清廉，又通晓军务，在我福建所出官员之中声望最高。咱家一个微末小校，怎好再给张大人惹出祸事？”

朱厚熜原本还奇怪有张经这尊大神在，俞大猷何必舍近求远要求那不相干的朱纨，看来张经倒不是一个武大郎开店式的人，而这个俞大猷也太过刚直老实，不肯趋炎附势，难怪他的仕途一直坎坷呢！他安慰俞大猷说：“有道是锥处囊中，必脱颖而出。朝廷如今正值用人之际，俞将军定能大有作为。”

俞大猷随口答谢，却显然还是信心不足，朱厚熜便不再说这个话题，又问俞大猷对于抗倭有何见解。